《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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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 争议与探究作者：
转自《中国中医药报》2016、12、2、第八版
□ 刘嵩隐 北京嵩隐书院
1908年2月，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以探险之名，率驼队悄悄潜入中国敦煌。
其在后来《敦煌藏经洞访书记》一文中写道，当守洞道士王圆箓打开藏经洞时，“我简直被惊呆了”。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文物，他伸出了罪恶之手。据随行的法国军医路易·瓦扬回忆：“在近一个月期间，他（伯希和）是蹲在一个只有数平方米的狭小天地中度过的，他在一支蜡烛的摇曳烛光下挑选所有这些文字宝藏，没有任何人比他更有资格从事这种筛选了。”
一个月后，伯希和以五百两银元的低廉价格，从敦煌运走六驼中国隋唐前珍稀文物，并悉数发往法国巴黎。这是中国敦煌劫难史上最惨痛的一次文物流失！
就在这桩无耻的交易中，在洞中昏黄的烛光下，协助挑选的王圆箓将一轴绢质医学卷子偷偷塞入自己的袖中。谁知，这一不经意的举动，竟在后来中国中医史上引起了巨大涟漪……
这轴医学卷子，便是距今1400年前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撰述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
《辅行诀》引人关注
时光流转，10年后的1918年，湖北军马总督察、兽医师张偓南因公赴甘肃张掖采购军马，途中因遇大风，投宿敦煌千佛洞。时守洞道士王圆箓正沉溺烟馆之业，夜里攀谈中，王探知张偓南业医，便袖出《辅行诀》卷子，以五十块大洋相售。时值动乱年月，为防不测，张偓南以手中拮据为由加以推托，但要求借阅一宿，于是连夜誊出抄本，次日临行始以四十八块大洋购得原卷。此卷幅高八寸许，横阔丈余，卷质为粗绢，无裂损，行书秀雅，卷首附三皇四神二十八宿之图，全卷呈象牙黄，包浆温润、饱满，古意盎然。
张偓南将卷子小心收入囊中，返程途经西安在画店予以托裱，后带回家中秘藏。
40年后，当《辅行诀》医卷传至张偓南嫡孙——河北威县章台镇村中医师张大昌手中时，“文革”爆发了。1966年6月，该卷及祖上录本在“破四旧”浩劫中被抄走，张大昌遍寻不得，后来在一次行医中，见被抄卷子已被一家村民剪作鞋样，他禁不住痛哭失声。
所幸在该卷被抄前，张大昌责成弟子范志良、王子旭录有两个抄本，加之大昌自幼对卷文诵记于心，两相比对，方使这一孤本医书免作广陵之散。
1974年初，张大昌以和氏怀璧之心，向北京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献书”，得到的答复是：“已存档”，同时警以“不应越级寄送”。
初投不遂，转年11月，张大昌再以“赤脚医生”之名二次“献书”，引起了中国中医研究院领导沙洪及马继兴、王雪苔的注意，遂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专家张政烺、李学勤进行真伪鉴定，结论是：“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早到梁代的作品。”
1976年1月7日，国家科技部联合中国中医研究院在北京西苑医院召开中医专家座谈会，与会中医界耆宿岳美中、钱伯煊、赵心波、赵锡武、耿鉴庭、方药中及相关部门领导沙洪、彭杰、王雪苔等对该书进行了深入研讨。会后，王雪苔受命继续查访此书流向，并先后于河北民间访得多种抄本。
1988年，经时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王雪苔互勘和厘定，《辅行诀》校订本收入中医文献专家马继兴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一书中，正式公诸于世。由于该书身世离奇，加之与“医圣”张仲景《伤寒论》具有直系渊源，立即受到业内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在国内外中医界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学术探究和争论。
2014年4月19日，新西兰注册中医师公会罗鸿声在个人新浪博客上发表了《一本忽悠了中医界40年的伪书》长文，并推出相关专著，向《辅行诀》一书发难，将这本国内外研究“书籍和论文约有三百多部或篇”，许多研究者因此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中医古卷定性为伪书！
面对国内外的质疑之声，素以治学严谨著称的王雪苔在其《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调查与校勘考释》一文中断言：“调查与考证结果表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绝非伪作”，并列举五点依据予以佐证，其中，“除张大昌一家外，还有三人见过本书原件”一条最为有力。
一轴不足万言的绢本医书，竟引起如此波澜，那么，《辅行诀》到底是怎样一部书呢？
《辅行诀》学术之争
围绕《辅行诀》之争，迷雾甚于硝烟，且对阵双方大多囿于版本之真伪。披坚执锐者之所以“王顾左右而言他”，盖因书中隐含着巨大的理论困惑，此亦正是数十年来为何中医界专家大多隔岸观火，鲜有下水理论的缘由所在。
困惑究竟出在哪里呢？
2014年1月，《辅行诀》传人张大昌的入室弟子——《辅行诀》研究专家衣之镖推出了最新研究专著《〈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药性探真》一书，河北省中医研究院研究员曹东义应邀为之作序。
曹在序中流露了这种普遍“困惑”，他说：“衣之镖先生的书稿《〈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药性探真》摆在我的面前，希望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我看了几遍，很为难，原因是我过去对药物的理解与这部书搭建的理论体系，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推荐语言，写一篇比较贴切的序言。这的确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与此相契合的是，衣之镖在该书自序中表示：“由于《辅行诀》的历史遭遇和传奇式的经历，几经沉浮，亡而复生。时至今日，如此珍重的学术资源，仍未得到业内人士普遍的认识和充分的理解，尤其是对药物五味五行互含位次的根据研究深度不够。”
“药物五味五行互含位次的根据”——衣之镖一语，道出了数十年《辅行诀》的研究之困，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谜团。
试想，一边是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一边是源于《汤液经法》且与《伤寒论》同出宗门的《辅行诀》，双方孰是孰非，倘若不明就里，谁会贸然去趟这道深水呢？
为破解这个谜团，作为《辅行诀》传人的张大昌义无反顾，他在《辅行诀》相关图文下作出如下解析：“五行五味之说，启于《尚书·洪范》：水曰润下——作咸；火曰炎上——作苦；木曰曲直——作酸；金曰从革——作辛；土爰稼穑——作甘。此经典明文，先圣之法言，秦汉诸子，百家风生，凡涉及五行五味者，无不遵述之，莫敢非背。独陶氏于千载之下，明体用以证其讹，验施用而知其非。夫‘善言不辩，辩言不善。’弘景深得老氏之旨欤？阴阳五行陷入空谈，陶氏一力求实。细阅此图，即以今日科学观点分析，亦不能否认其功。史书称弘景为山中宰相，真无愧色。”
从行文笔锋转折之大不难得见，大昌为予弘景背书，真可谓倾囊孤注！然而，大昌的善解，符合陶隐居的本意吗？或曰，是古贤陶弘景于《内经》之外别立新说，还是我们误读了先人呢？
笔者经反复探究，从易医及子午流注针法视角，对《辅行诀》二十五味药物“五味五行互含位次”予以解析，得下表(如图，略)。
下表机理自易医文化中来，时值中医再逢盛世，愿以此就教于方家，以期为弘扬《辅行诀》古医卷及传统中医文化尽绵薄之力！(刘嵩隐) 横空出世《辅行诀》，质疑声中四十年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曹东义
不足一万字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世人不断质疑的声音里，艰难而顽强地走过了40年，并且以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具备了穿越时空的能力，既植根于历史，也将影响于未来。或许它现在已经成了未来流行的经典，只是我们这些局中人身陷谜团而不知罢了。
早春时节，横空出世
1974年春天，一封署名“威县赤脚医生”的来信，寄到了北京东直门内的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内容是据说来自敦煌遗书的手抄本，用苍劲的钢笔字，竖行抄写。“赤脚医生”在信中还有一个小序，称其祖父于1918年从敦煌购来此卷，已经珍藏三代，却在1962年被毁。所幸他的学生中有人听他讲述过这部书，他借学生笔记进行整理，“稿凡十易，功竟一月，再再默忖，似觉大体不错。”
这部辗转手抄的所谓敦煌遗书，是真是假，究竟有多少价值？中研院科教部把这个材料交给了医史文献研究室进行研究。研究室把它转交到著名中医文献学家马继兴先生手里，请他先进行文献鉴定。
那时，“文革”的疾风暴雨虽然已经过去，但是“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进行之中，改变中医命运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中央78【56】文件）还差四、五年才能出台，这的确是一个“早春时节”。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40多年，如今很多人不太了解当时的“背景”情况，需要我们回首一望。这所谓的时代“背景”，其实是当时中医人生存的环境。
1966年文革开始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风潮卷进中医研究院，各项业务活动被迫中断，1968年中医研究院实行军管。1971年至1978年中医研究院与北京中医学院合并，统一军管，实行一个班子、两块牌子，但是仍然有科、教、医三项任务。从1967年至1971年，中医研究院共派出医疗队27批，足迹遍及全国。在科研机构瘫痪、科研人员分散或下放的情况下，周总理于1971年1月和2月，曾两次接见卫生部的领导及中医研究院的院长鲁之俊，对中医研究院的工作作了指示，要求集中力量研究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如慢性支气管炎、冠心病、肿瘤、疟疾等，要求加强针刺麻醉及其原理的研究，防止浮夸。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融会贯通，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专家初审，两年之久
马继兴先生见到了这个手抄本的文献，他经过仔细辨别，认为“抄件中保留与引用的古俗讳字、药名、药量、人名、方名、书名、篇名以及病症名称、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确定绝非今人仿造赝品。其成书下限绝不晚于宋初以前。”他在1974年3月写出了鉴定意见。
为了慎重起见，马继兴先生把这个手抄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交给社科院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张政烺先生 审阅。两位先生认为“这个卷子实物已不可见，不能直接进行考察，据所说情况有些可议之点。”指出该书“从书名看，‘辅行诀’三字极可注意。”它和那个时代道家修行，以及陶弘景的学术特点很相符，但是“通读此书数过，从内容上找不出可以肯定或否定的证据，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不通医学，没有医学史的知识。”两位考古学家很慎重地在1975年5月表达了他们的意见：“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是早到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抄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
收到社科院两位专家的意见，马继兴先生就把“赤脚医生来信”以及鉴定意见，交回了研究院科教部。
时任研究院副书记的老革命家沙洪同志指示，请正在图书馆鉴定图书的王雪苔先生（1925-2008）考虑如何处理。
王雪苔先生出身于中医世家，建国前毕业于沈阳医学院，有很深的医学与文献学素养。他筹建了医史文献研究室，后来当过中医研究院的副院长，也当选过世界针联的主席，当他看到这封几乎是两年前的“赤脚医生”来信时，深感其非同一般，应该是一部颇有历史价值的古代文献。经过请示领导，就到“赤脚医生”所在乡村去了解有关情况。他见到了这个“赤脚医生”张大昌先生。
特殊“赤脚医生”张大昌
1975年11月的一天，在河北省威县南镇村卫生室，王雪苔先生见到了写信的“赤脚医生”张大昌（1926-1995），他字唯静，生于湖北武昌，原籍就是这个南镇村，10岁时因父亲亡故而返回故里，身世颇为坎坷。
初冬时节，王雪苔与张大昌先生在卫生室里，把炉火生旺，两个五十岁上下的人，围着一张小桌，畅谈整日。张大昌家几代人皆能文善医，收藏古籍很多。他勤奋好学，多才多艺，戏剧、绘画、书法、技击都有相当水平，并且早年参加过抗日救国青年先锋队，1941年遭日伪间谍暗算曾被捕入狱，获救后在平乡冯马兴固寺出家，法号昌玺。幼年受世医家庭熏陶，又跟师学习，建国前即行医济世。32岁时曾有医学论文发表，后被河北省中医研究院聘为通讯研究员。文革中，张大昌曾一度受“国民党案”牵连而被关押。
两位先生谈得最多的是有关敦煌卷子的事情，张大昌介绍说，他的祖父张广荣（1867-1919），字偓南，早年留学日本，在旧军队做兽医，去买马的时候路过敦煌，从一位道士手里购到《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并曾有所抄录和在西安装裱过这个绸卷，他带回老家收藏，但第二年即去世，未能深入把玩。张大昌的父亲张阿翮（1887-1936），字耸云，也在部队里做马医官，并且长期远离家乡，未闻其对这个卷子有研究。张大昌10岁的时候从湖北回到家乡，对于这个卷子并不了解，只是觉得它属于一个文物，比较珍贵。等他长到18岁之后，开始研究医学，通过与其他古代典籍相比较，才了解了它的医学价值。他说：“早先我就想把这书献给国家及卫生出版社，恨自己学习主席著作不够，私字当头，屡屡因循，竟成难觅之失。”
张大昌说的“难觅之失”，就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被毁的事件。他在1973年冬天写信的时候，说是“不幸在六二年遭到破坏”，而在1975再次给研究院科教部写信的时候，却借“赤脚医生”之口说“他家在67年不慎于火，书室被烧，文物全部灰烬，原卷当然也片绢乌有了。”王雪苔先生细问才得知，原来是1966年文革期间破四旧，他们家被抄，家中的古籍以及这个敦煌卷子一起不见了踪影。他把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叙述得这样不一致，是因为害怕“诽谤文革破四旧”，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听了张大昌先生的叙述，王雪苔先生决定返回北京去，通过上面的领导来协调，希望找到原卷的下落。
顶级专家，集中研讨
王雪苔先生回到北京，立即按照张大昌先生提供的线索，在科教部大量群众来信之中，找到了1975年夏他寄到北京的另一个《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抄本（张海洲依据王子旭抄本的转抄本）。
这个转抄本比1974年张大昌献给中医研究院的本子简略，但是字迹清晰，偶有张大昌改动的痕迹。王雪苔先生根据两个抄本，互相校对，加以厘定，合成一个油印本，打印了20多份，于1976年1月7日在西苑医院召开了由部分专家出席的座谈会，他们在10天前收到了这个打印本。
座谈会由中研院副书记沙洪主持，第一个发言的是著名中医专家岳美中先生（1900-1982），他说，看了材料，也查阅了陶弘景的有关记载，认为“陶弘景著述很多，喜风角卜筮，属于道家，喜欢游山玩水，听松涛。”他认为，这个抄本由《伤寒杂病论》（以下简称《伤寒论》）加工制成，而且“辨证太死板”，唐代“孙思邈难以见到《伤寒论》，比他早的陶弘景就容易见到吗？所以，怀疑这个本子是后人的伪托。”
第二个发言的专家，是妇科专家钱伯煊先生（1896-1986），他认为“此书的主要内容是五脏补泻法”，虽然源自《伤寒论》，“师法仲景”，但是，“在临床上有参考价值”，至于书中所说的“五行体用互含”问题，钱先生表示“不太懂，留待研究。”
第三个发言的是儿科专家赵心波先生（1902-1979），他认为“此书还是有价值的，如补《伤寒论》之缺，朱雀汤即其例，过去只有玄武汤而无朱雀汤，但书中有道家色彩。最后的五个急救方符合‘简、便、廉’原则，如再加上‘验’就更好了。”
第四个发言的是中医理论大家方药中先生（1921-1995），从儒家与道家的角度谈起，他说：“陶弘景隐居之前其著作偏于儒家，隐居之后其著作偏于道家。”他举例分析其著作的特征，一是注意天地人的内外环境因素，二是重视整体观，强调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三是强调药物发明出自民间。但这本书由于原件不见，不好说。“从此书的内容来看，与其说根据《伤寒论》，不如说是根据《内经》。按脏腑定位，区别虚实，正是《内经》精神。书中所引方药，也是《伤寒论》以前的，他（陶弘景）不同意仲景改方名而给改正回来，表面看似乎是根据《伤寒论》，其实是另有所本。书中之五行归类法与现在不相类，但与以前之五行学说相似，如强调五行相克，这与《内经》以前相类。看来陶弘景并不受五行固定框框限制，而是强调其精神关系。这对今天很有启发。”他经过分析，认为此书“内容不多，比较朴实，不像伪造”，肯定“此书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第五个发言的是内科专家赵锡武先生（1902-1980），他说：“仲景以前的东西，我们未曾见到的，此书却能提到，如说仲景改方名，说明陶弘景所见者为仲景以前之著作。”并举例说张仲景书里的方剂不都是自创，此书五味归类与《伤寒论》不同，“很重要，很值得研究”，从有些用字的方言来看，“不像伪造之书，文字也不像伪造。”
第六个发言的是著名医史文献和耳鼻喉专家耿鉴庭先生（1915-1999），他说从考古的角度来看，没有著录的敦煌书籍是很多的，“此书的真实性很大”；从人文的角度来说，陶弘景所在的建康（今南京）一带，藏书甚富，其著述很多，从文中所用古字、所提古代医家名字，以及从文字风格来看“很可能就是陶氏所撰”。从医史的角度看该书，它虽引《汤液经法》，但无六经痕迹，而以脏腑分类，由此可见仲景之前医学状况。认为“有进一步考察、追踪、研究之必要。”
科教部负责人和西苑医院的领导彭杰三等人也到会并发表意见。
再访威县，多方取证
听了中研院几位德高望重中医专家的座谈发言，更加坚定了王雪苔先生最初的判断，为了进一步考察有关情况，1976年1月9日，他带着卫生部和国家文物局的介绍信，再次前往威县考察，历时一周。两封介绍信均以国家有关部门的权威性，要求当地政府配合寻找该书原件。
王雪苔先生为第二次调查定了三个目标：一是尽量找到卷子本的下落，“即使只有片纸只字也是莫大的收获”；二是即使找不到原卷，也要找到见到过该卷子的人；三是将此前获得的两个抄本合并为一个“混合本”，希望通过与张大昌逐字逐句共同校订，能够得到一个接近卷子原貌的版本。
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他们找到了当年存放“四旧”的油棉厂仓库，当时从7个公社抄来的“旧书”、“旧物”，堆满了一百多平米的库房，堆积达1米多厚，还举办过展览。后来，油棉厂恢复生产，这些旧物被移送到临时的10间厂棚里，大雨过后厂棚倒塌，“旧物”成了肥料，抢回仓库一角的“旧物”，10年之后仍然还有不少。他们带着殷切期待的心情翻阅，带着极度失望的心情离开。“虽经努力查找，终无所获。”王雪苔先生30年后无奈地回忆说。
但是，第二个目标有了收获，文革前见过与抄录过这个卷子的王秉政、王秉德、王子旭，在“背对背”不准张大昌提示的情况下，都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证明材料，有些细节内容是张大昌从未提起过的。
第三个目标收获也很大，张大昌先生凭借着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深刻的理解与熟练背诵，一字一句与王雪苔先生校对、讨论，反复几遍，“虽然够不上定本，但是它却反映了张大昌医生当时的取舍倾向。”王雪苔先生觉得不虚此行。
校勘出版，流布海内
有了这样的前期工作，按说《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就该顺利出版发行了，但是，从1976年1月开始，王雪苔先生接受了一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无暇顾及该书的校勘校正了。
1988年，马继兴先生出版了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此前他请王雪苔先生作为“特约编写”，将其整理的《辅行诀》作为专篇收录其中。从此《辅行诀》被揭开神秘的面纱，走向了大江南北。
王雪苔先生说：“原以为本书重新面世，我所负担的历史使命也就算完成了。万万没有想到，历史的时钟刚刚摆过不到20年，对于本书的传本以及调查校勘考释经过，竟然传出不同的说法和猜测。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有责任把当年调查与校勘考释的过程和盘托出，以免热心的研究者由于不知原委而考证失据。”因此2008年3月，病中的王雪苔先生出版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正考证”一书 ，这一年的9月王先生因病逝世。可以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觉察到这部书出版之后始料未及的连锁反应，使他感到深深的忧虑。
那么，是什么使王雪苔先生感到“万万没有想到”呢？
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近年来不断出现的传抄本、转抄本，以及众说纷纭的各种传闻，有关后续的衍生著作不断问世，形成了名副其实的“《辅行诀》之谜”。
这些谜团与当时王雪苔先生见到、听到的说法不一样。他原来以为很明确的东西逐渐模糊起来，关于原作者、传承者、献书者；原卷子与抄本、转抄本、回忆本、再传本，在张大昌先生当年活动的河北省威县、广宗一带，蜂拥而出，流传的版本有20多个，说法错综复杂，这也使当代著名中医文献学家北京的钱超尘先生、太原的赵怀舟教授等感到很困惑，也很有意义。因此，几年之间他们从山西到北京，从北京到邢台，多次往返，召集有关见证人、传承人座谈，收集流传在当地的20多种传本，加以整理、汇总，先后出版了《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和《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等大部头的著作 ，真实地保留了这部卷子本在流传过程之中自然形成的传承盛况，可以说这种“原生态中医学术传承”形式，正是中医著作历代传抄现象在当今社会的又一次重演。只是由于现代传媒的出现，互联网的发达，这种传承现象大为萎缩，几乎就要断绝了而已。
几年之间他们从山西到北京，从北京到邢台，多次往返，召集有关见证人、传承人座谈，收集流传在当地的20多种传本，加以整理、汇总，先后出版了《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和《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等大部头的著作 ，真实地保留了这部卷子本在流传过程之中自然形成的传承盛况，可以说这种“原生态中医学术传承”形式，正是中医著作历代传抄现象在当今社会的又一次重演。只是由于现代传媒的出现，互联网的发达，这种传承现象大为萎缩，几乎就要断绝了而已。
带着谜团，走向经典
王雪苔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张大昌会有这么多弟子，也没想到会有20多个抄本，关键是他仅仅从文献学“存真复原”的角度，以为不会有问题了，而没有料到从临床实用的角度会发生衍生变化。
对于一个原本遗失，仅靠传抄本流行的古代文献，如果它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即使从学者使用的角度也会不断传承。人们传抄它，不是为了复制一个文物加以保存，也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孤本可以有机会卖个好价钱。这些传抄者也不主张自己的抄本最可靠，最有文献价值，而是学习它就能执简驭繁，取得临床好疗效，都是从临床实用出发的。
临床医生与文献学家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做事情的风格也大不相同。
我们说《辅行诀》有价值，不仅仅是因为其中保留了《汤液经》的部分内容，是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同源而异流的传本，更重要的是它与《黄帝内经》看待人体的角度不一样，它更鲜明地体现着道家的医学思想，是道家医学的典型代表，或者属于道家医学的经典。
《黄帝内经》之中虽然有道家影响，其中有270多处提到“道”字，但是道家思想只占《内经》的一部分，而《辅行诀》之中关于人体的人认识，完全被道家思想所统领。
《内经》面对病患人群，把健康作为最高追求目标，治病是很重要的过程；道家引领时尚人士，认为“入真景”、“得永年”是终极目标。没病容易达到道家的理想境界，有病则难以实现其终极目标。
陶弘景远离尘世，在茅山修行，为的是达到道家的“永年”境界，也就是俗话说的长生不老。他认为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服药祛疾”只是开始阶段的“微事”，是“初学之要领”。
在道家的心目之中，人与自然可以融为一体，炼丹服石的“大药”，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轻身益气延年”。祛除疾病对于世人虽然很重要，但这绝对不是道家的理想境界。
因此，“无病服丹”是道家的提倡，“无病养生”是道家的要求。
一般人没有“炼丹服药”的经济基础，也不具备“得道成仙”的体质。所以魏晋以降，服丹药中毒的都是皇亲国戚、名仕显贵，而很少有平民百姓。
虽然“无病养生”是道家的理念，但是由于养生的措施很多，普通民众也可以施行，是“治未病”的重要方法。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自然界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天地四时的变化，其概括性的表述就是阴阳五行。变化之道虽多，不外“体”与“用”。
《辅行诀》卷子的开头，有伏羲神农黄帝之像，也有二十八宿之图，把人放在天地时空之间进行论述，人体与生命都是高度时空化的整体。它在治病方面重视脏腑虚实辩证它在治病方面重视脏腑虚实辨证，无非是重视阴阳五行学说对人体的统辖作用，其“五行体用互含”学说，也是把人体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基本法则。
破译谜底，推动学术
《辅行诀》虽然是源于陶弘景的一个著作，晚出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但是由于作者的世界观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其著作就具备了道家医学“开宗立派”的独特价值，称其为一部经典也不为过。
《易经》、《老子》、《论语》等流传百世的经典，都只有五千言左右。《辅行诀》九千多字，也是一部百读不厌的经典，其中道术并重，有方有论，所包含的思想博大精深，值得研究与传承的内容十分突出。
毫无疑问，围绕着《辅行诀》的真伪、张大昌献方的动机，有关事件前后矛盾的说法，原本与传本差异等问题，有很多谜团等待着人们去破解。它就像中医界的《红楼梦》一样，不仅是一个谜团，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辅行诀》之学；传承这部著作的人，虽然目前以张大昌先生的弟子为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传承者绝不会只限于这20多人，它必将会成为一个学术流派，因为它具有穿越时空的学术能量。
201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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